受惠于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土地以及資源成本，“東盟制造”或許正在逐步接管“中國制造”曾經擁有的市場統治力。
有日本媒體近日報道，日企面向東盟諸國的投資額已經連續三年超過對中國的投資。這一數據并不讓人意外——正是在三年前，東盟國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資(FDI)總額就已超過中國。
比數據更為直觀的是，今年年初，曾為耐克、普拉達代工的東莞興昂鞋業宣布停產，并將產能向東南亞國家轉移。韓國三星亦在今年宣布將兩億部智能手機的訂單交予越南生產。
中國制造業“東南飛”的原因不難解釋。由中國電子信息行業聯合會發布的《2016電子信息產業發展藍皮書》稱，目前中國人力成本明顯高于東南亞其他發展中國家——2015年，中國工人月薪高達325.6美元，而同期越南工人月薪平均僅為149.9美元。此外，融資貴，物流、電、油等要素成本的攀升亦不容被忽視。
“在傳統機械制造、紡織等特定領域，中國與東盟確實存在產能競爭的關系。”2日，由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主辦的2016中國—東盟產能合作高層論壇在南寧舉行，浙江工業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執行院長陳衍泰在論壇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除了在國際市場上“肉搏”外，“中國制造”與“東盟制造”的競爭亦可能蔓延至產能合作領域。
業內人士透露，一些東盟國家已不再滿足于僅從中國引進產能，而是傾向引進中國的人才和技術，將產能合作轉化為“東盟制造”的“升級利器”。
但對中國來說，在制造業吸收外資比重不斷下降、制造企業不斷向外遷移的背景下，鼓勵企業去境外設廠可能會加劇某些領域產業空心化的風險，并借助成本優勢對市場上的“中國制造”造成“擠出效應”。
而產業空心化則可能導致失業率的上升與經濟增長的下降，畢竟在結構轉型尚未完成的當下，制造業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能。
解決這一問題，“雙升級”成為了一條必要路徑。
其一是推進中國制造的轉型升級。在中國官方的頂層設計中，推動國際合作與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的良性互動，被明確為國際產能合作的方針之一。陳衍泰表示，在市場的調控機制下，地方政府會傾向于留下高端產業，而鼓勵產能過剩的傳統產業外遷，這本身即可倒逼區域內的產業升級。
官方在“中國制造2025”戰略中明確提出，要推動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以及在應對新技術革命的發展中實現高端化跨越發展。這將是產能合作中避免產業空心化的關鍵舉措。
其二是推進中國與東盟合作機制的升級。陳衍泰認為，改變中國與東盟簡單的互補性貨物貿易結構，推動產業內分工乃至更加細化的產品分工，將有助于避免惡性競爭的發生。
多數中國專家仍然認為，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合作利益遠大于競爭。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原院長劉迎秋表示，中國面臨著生產資源、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問題，而東盟國家也各自存在著市場狹窄、就業不足、基礎設施薄弱等短板，加強互補合作、摒棄零和博弈符合雙方利益。
劉迎秋認為，“推動中國與東盟國家生產要素和生產能力的互動，不僅可以喚醒當地‘沉睡’的經濟資源，發掘各類市場，而且有助于以較快的速度、較低的成本、較高的質量，實現中國與東盟國家間的互助互利，這正是產能合作的一大意義”。
